明清两代梨园的同性之爱(图)

来源:搜同网 时间:2016-01-22 06:29:10 编辑:圣杰

明清两代梨园的同性之爱(图)

《霸王别姬》在现实中也有上演

  原来,温柔浪漫并非异性恋的专利,楚国两对“基佬”的传奇可圈可点。

  公元前528年,楚国宰相子皙举行舟游盛会,百官缙绅,冠盖如云。在盛会上,舟子越人歌手对子晰拥楫而歌。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:

  “今夕何夕兮?搴洲中流,

  今日何日兮?得与王子同舟。

  蒙羞被好兮,不訾诟耻。

  心几烦而不绝兮,得知王子。

  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

  隔着千年时空,我给诸位读者翻译成现代汉语:

  今夜是什么夜晚啊,我能操桨于此洲流;

 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,我有幸能与王子同舟。

  含羞怀情啊,不顾诟骂羞耻,

  心里多么痴迷不止啊,盼见王子。

  山有树啊树有枝,心里爱慕着您呀您却不知。

  子皙被这真诚的歌声所感动,按照楚人的礼节,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,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……

  《越人歌》再次被吟唱,是在冯小刚电影《夜宴》之中,周迅临死以此歌表达积郁胸中的爱恋,观众聆听如此寂寞的绝唱,恍然间默认周迅以“越人”自况,喻吴彦祖为“子晰”。

  其实,冯小刚和编剧盛和煜搞错了性别,越人乃男子,《越人歌》是一首地地道道的“同志之歌”。子晰被楚王封为“鄂君”(鄂地的封建领主),他与越人的暧昧举止,史称“鄂君绣被”,与“断袖”、“分桃”、“龙阳之兴”并列,成为中国古代男子同性之爱的代称。

  《越人歌》横空出世不过几十年,还在楚国,还在水边,又是一位贵族——襄成君,册封受爵那天,身着华服伫立河边。楚大夫庄辛经过,见了他心中欢喜,于是上前行 礼,想要握他的手。襄成君忿其越礼之举,不予理睬。于是庄辛洗了手,给襄成君讲述了鄂君子晰拥抱船夫,给他盖上绣花被,愿与之同床共寝的故事。

  庄辛进而问襄成君:“鄂君身份高贵仍可以与越人船夫交欢尽意,我为何不可以握你的手呢?”襄成君当真答应了他的请求,将手递给了他……

  越人嗓子好,庄辛口才好,以卑微之身,求得君王垂爱。若为女子,无非灰姑娘的中国版,但在春秋、战国之际,“搞同”也不过是君王贵族拿男性臣子奴仆泄欲消遣 的另类方式,两位男子若反其道而行之(不仅反社会阶级,而且反人伦纲常,呵呵),亦颇有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的谦谦君子之风,令人不尽联想起“关关雎鸠”、 “参差荇菜”。难怪乎盛和煜不求甚解地说《越人歌》出自《诗经》(实际出自西汉时期刘向的《说苑·善说》)。

  原来,温柔浪漫并非异性恋的专利,楚国两对“基佬”的传奇可圈可点。

  中国汉以前“狎昵娈童”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,但到了魏晋南北朝,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,并且多有歌咏之词,其情其景,都是步《越人歌》的后 尘。至唐朝与五代期间,男色之风渐衰,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,男子公然为娼,聚集于风月作坊,招揽生意。元代男色之风又衰,到明代又复盛,上有“宠狎年少俊 秀小内臣”的正德皇帝,中有“昼非金(男伶) 不食、夜非金不寝”在严世蕃,下有“溺于男宠、不问妍媸老少”的儒生。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,情势并不见逊色。

  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,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“替代性出路”的原因之一,而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,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。严世藩号东楼,是明代权相严嵩的儿子,

  依仗父势为所欲为,玩弄男色。他喜爱男伶金凤,“昼非金不食,夜非金不寝”。以后金色衰而贫困,不演戏了,但后来严嵩势败,世藩被杀,金凤便“复涂粉墨,身扮东楼焉”,演得当然会是惟妙惟肖。

  明清法律规定,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,男人必须演旦角,女人必须演生角,因此,伶人这一职业便大为同性恋者最好的一个出路。“相公”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,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。“相公”们的住处叫做“相公堂子”,原本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组织,但由于达官贵人中 盛行狎玩相公,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,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馆,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。迄今在北京大栅栏附近还能寻得这么个胡同。

  与此同时,清代盛行“私寓”制度,官吏富商直接蓄养相公,且蔚然成风。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,亦称“男风”。再后,好事者认为“相公”之名不雅,又改为“象姑”,声音相近,而义则更切。

  清代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,叫做《朝市丛载》,书中载有《咏像姑车》,诗曰:

  曲巷趋香车,隐约雏伶貌似花,

  应怕路人争看杀,垂帘一幅子儿纱。

  把一个乘子儿纱香车招摇过市的相公,写得娇如雏妓、呼之欲出。

  当然,正如并非所有的“相公”都是基佬,即便是有龙阳之兴的相公,与恋人之间的感情亦又可歌可泣处。

  孔四郎是明末北京的一个优伶小唱,与勋卫、常守经相得。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,常守经被杀,四郎报仇未果,自刎而死。清初有人称叹道:“巾帼怀贞犹称士行,况四郎实男子耶?名之义士,谁曰不谊?况今日举世人尽妇女矣,即谓四郎为从一而终之淑媛可也”。

  陈维崧是清初诗词大家,他与优伶徐紫云的深厚情谊在清代四处传扬,成为了一段风流佳话。他的《贺新郎??云郎合卺为赋此词》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彩的一首 词,内中写道:“六年孤馆相偎傍。最难忘,红蕤枕畔,泪花轻飏。了尔一生花烛事,宛转妇随夫唱。只我罗衾寒似铁,拥桃笙难得纱窗亮。休为我,再惆怅。”

  清中叶后,承平日久,法令渐弛,世风日趋奢靡,龙阳之好愈趋深入。尤其是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内。士人偏爱伶童的风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两性关系,致使京师娱乐界呈现了一种“有歌童而无名妓”的状况,可谓“菊领风骚”,致使妓院受到严重冲击,生意萧条。

  清中期名士梁绍壬曾对这时的风气作了这样的概括:“软红十丈春风酣,不重美女重美男。婉转歌喉袅金缕,美男妆成如美女。”这四行诗句,可以说是对清代京城X爱风气最准确生动的概括。

 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曾挑选姿色秀美的少年叫他们男扮女装,号为“男娈”;忠王李秀成之所以被捕,是因为其宠爱的娈童出卖了他。直至戊戌维新时期,京师的风气还是盛行“男风”,而妓院不过是个三等茶室,上等人是不屑于去的。庚子事变后,妓业方才超过相业。(文/图门巴雅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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